国庆前夕，由老作家巴金倡议和多方呼吁的、经国家领导人和许多作家关心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一期工程在北京北郊芍药居竣工。新馆占地面积46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它现有藏品30万件，作家文库44座（例如巴金、冰心、丁玲、周扬、张天翼等），还有作家手稿库的1万余件手稿等，另外就是拥有作家们的藏书了。
巴金当年倡议建立现代文学馆是希望收集所有作家的全部资料，包括创作以及与个人身世有关的资料，像手稿、书信、日记、照片、藏书等。那些被建立“文库”的作家就是把所有东西或主要东西交给了文学馆，而丁玲的丈夫陈明甚至将丁玲生前用的牙刷等也捐出。老舍先生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作家很可爱，一般都有奉献精神，只要文学馆开口，都会答应。有些作家实在是没有东西了，像沙汀、艾芜，解放前的照片只有6张。其实流到馆里来的东西还是凤毛麟角，大量的资料在战乱、动荡中都丢了。新馆建成大家很兴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文学馆，设施很完善、安全，这是中国作家的幸事，作家在其中占一席之地，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新馆会和文学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据舒乙先生介绍，许多老作家——过世的、未过世的都有捐赠，包括香港、新加坡、德国等地的华裔作家，而当代年轻作家有点羞涩，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但文学馆对所有作家都一视同仁。那么，当代作家究竟怎样对待自己的手稿、日记、书信、照片、藏书等和创作有关的资料？对此又有什么想法？
邓友梅说：手稿、照片、书信中有纪念意义的，比如茹志鹃当年写给我的信，还有藏书几千册都捐给文学馆了，保存在那儿更安全、更有意义。
李国文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应该送往文学馆的那一拨，觉得自己资历还浅，也没注意保存，有些前辈作家以前写给我的书信都没有保留。现代文学馆应该主要体现上一代作家的成就，我对身后评价不太在意，人生本来就是过客，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大师。过去出版或发表的作品都留在编辑部或出版社了，自己没保存，现在用电脑写作，也没有手稿了。有记日记的习惯，一些重要的事情在电脑里很简单地记几笔，书信有时用手写，有时用电脑。照片有一些，藏书很多，但没有珍藏本，都是很容易见到的。
陈村说：现代文学馆是个好事情，但中国作家太多了，如果都放，肯定放不下。以前我有手稿，一部分处理掉了，一部分捐给上海作协图书馆，现在用电脑写作没有手稿，这是一种必然，历史就是这样。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在软件保存文章的版本，实物容易保存，若将来有人研究，仍然可以得到不同的版本，但恐怕以后不会有人对此感兴趣了。保存是为了使用，不是为了观赏，我曾经给文学馆捐过自己的书，因为一个学生来信说在那儿也找不着我的书，而他需要。我的书信有些保存，比如私人信件和编辑往来。日记在电脑上写，流水帐样的——今天去了哪儿、写了什么作品等。有1万本藏书，都是很普及的工作用书。现在我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扫描后放在光盘里，放在电脑里使用方便，容易保存，因为底片和照片时间久了都会变质。文学馆抢救老作家的资料很好，是文学界的大事情，它也是文学界的墓地，否则是孤坟野鬼。我不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不是大师，没有进文学馆的意识，而现在有些图书馆、博物馆收得一般的东西太多了。
刘恒说：手稿都是自己保存，有保留原版的意思，给编辑部复印件，希望把自己的作品留在自己身边。电脑用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习惯，就改回来用手写。有时候给别人写信，都是三言两语，相互来往的信件都不保留，过一阵清理一下，这是一种习惯，习惯无所谓好坏。青年时代当兵的时候记过几年日记，不是天天记，后来有点应付差事，就停止了。鲁迅兄弟的日记都是流水帐，古人也是这样，和其创作没有太多的关系，就像每天涮牙一样，是个自我清理。应该说记日记是个好习惯，希望我的孩子能有这个习惯。我不喜欢拍照，旅游时照一些，从未整理过。藏书不少，文学类书多，90年代以来比较有意收集有关清末民初的历史资料，包括宗教、经济、回忆性文章等，很杂，我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自己的东西留在自己家里算了，我还没有资格占文学馆一席之地，代表性作品送去未尝不可。
周梅森说：以前的手稿自己保存，有200多万字，现在改用电脑。从不记日记，我认为好东西总会留在记忆中，该遗忘的就遗忘吧，否则活得太累了。一个作家的日记最好是他的作品，作品也是他的日记。我有自知之明，不认为自己永恒和不朽，而仅仅是靠笔和文字生活的人，和那些开公司、做职员的人没什么区别。至于书信，最多时一天能写十几封，现在还有一麻袋信，目前几乎不写，通讯工具发达，科学改变了我们。
张宇说：原来《收获》杂志在作品发表以后的半年或三个月后，会将原稿寄回，令人感动。我对手稿不太在意，因为最终连生命都不存在了，手稿是否重要只是别人的评价，作品写完就完了。每个人活着都很重要，作家并不特别重要。我从不记日记，写小说也从来没有提纲，早年写过生活笔记，不写日记是由于看到过生活中因记日记带来的惨剧，认为不能留下这个空间给自己掘墓，对此有一种恐惧。现在很少写信，愿意打电话，可以在电话里互相感受。
赵玫说：文学馆应该保留伟大作家的作品，这对后人研究他们很重要，我自己并没有这种意识，但我有档案意识，长篇手稿复印件，都要保存一份，作品变成铅字后总是会保存，尤其是单篇的、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至今没用电脑写作，因为我喜欢写字，但并不完全拒绝电脑，刚买了一个，是为了和现在美国的女儿用“伊妹儿”联系。以前写信很多，现在不多，只给女儿常写信。始终坚持记日记，从十几岁到今天，有几十本日记，肯定会一直记下去，通过日记调整自己，不能成为文章的东西，都愿意记到日记里。喜欢拍照，也保留了许多。喜欢买书，有近万册藏书。我愿意捐赠藏书，而手稿有私密性，完全属于自己。日记记载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我不会烧。
徐小斌说：原来的手稿保留了一部分，1993年以后开始用电脑，但每部小说开头时要用手写，还要到北京图书馆去写，尤其是觉得比较重要的作品必须这样开头，一旦写进去以后就可以改在家里用电脑写了，很奇怪是吧？我平常爱去北图，喜欢那个环境。书信从不用电脑，为了尊重对方，写得不多，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日记在大学毕业之前断断续续记过，结婚后很少写了，和我的创作有些关系，长篇《羽蛇》中用了我80年代记的日记。小说还是要靠细节，而有些细节不是回忆就能回忆起来的，日记中有时代的标识。我还是愿意将和创作有关的资料留在自己身边，如果文学馆需要，可给一部分。
通过受访作家的自述可以发现，大多数当代作家对于手稿并不特别看重，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李国文和陈村在电脑上记流水帐），已经不注重书信，藏书是为了实用，不计较版本，也不特别珍惜照片之类，总之对这一切都比较随意。有几个男作家强调其写作是为了谋生，作家的职业并不比别的职业高。女作家略有不同，更注重和创作有关的一切东西，并认为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活的一种需要，不能或缺，写作也是她们所珍爱的。但几乎所有受访作家都表示他们的家属或子女对其创作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料决不在意。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对此说：这些问题笼统地看是和创作有关的，其实已涉及了好几个方面。现代人写作的方式和过去不同，手稿和版本问题更古时没有，以后也没有了，但有一段时间是重要的，对于研究者有用。手稿是和正式发表的作品有距离才有意义，最初的创作动机隐含在其中，不断修改，这才称之为手稿。手稿也不同于手迹。不是所有作家的手稿都有意义，只有大作家的大作品的手稿才有意义，而电脑写作更失去了手稿的意义。保留手稿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给研究者提供方便的只是一小部分。现代文学馆里解放前出版的杂志和图书对研究者有意义，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体现了作者的趣味和思想。现代人的书信和日记越来越少，上代人的书信和日记包含着他们的性情、书法等方面的美，“伊妹儿”和信不一样，量很大，也很快，但都是事务性的、交待、汇报，干巴巴的、一点文彩都没有，笔迹、纸张、收信时的心情都没有了，只剩下信息。总之，针对当代作家的手稿等收藏今后已不大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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